在办案中，那些分散的报案线索，对于成功追诉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畅通群众救济渠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办理薛某和阮某父子案的静安区检察院经济与职务犯罪检察部副主任胡俊君向记者介绍，该案宣判后，静安区检察院牵头与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会签了《关于建立防水维修市场流通领域“注胶补漏”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及联合治理机制的意见（试行）》。《意见》包括“建立起防水维修市场流通领域的线索移送长效机制，确保及时掌握辖区内犯罪线索”等内容。

　　消费者积极配合调查“很重要”

　　行政调解的结果依赖于当事人的自觉履行，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除非双方都有明确的调解合意。孙宏涛说，有的行政机关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责任心很强，但面对像薛某和阮某父子这样的“有预谋者”，即便消耗大量的人力去调解做思想工作，也是很难有结果的。尽管不太推崇用诉讼方式解决问题，但在孙宏涛看来，诉讼仍然是当下最有效的纠纷处理方式。

　　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消费者要主动做好证据留存。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律师顾金良向记者介绍了诉讼维权需要做的准备：妥善保存费用构成与支付情况的相关票据，留存微信聊天、通话录音等沟通记录，如果双方争议较大，还要在诉讼中申请鉴定。

　　顾金良律师提醒消费者，如果通过诉讼维权，可能还会遇到诸如诉讼时间长、成本高、举证难等问题。“根据法律规定，一审普通程序的审限，通常是立案后六个月，简易程序要短些，法院可能会在立案后三个月作出判决。若是遇到特殊情况，审理期限还可能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