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仅停留在民事纠纷层面的矛盾冲突，公安机关一般不会介入。但如果出现像薛某和阮某父子案件中的“软暴力”情形，公安机关就有管辖权，因为此时已有了社会安全风险防范的必要。上海师范大学法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刘冰捷表示。

　　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公安机关介入社会矛盾，并不需要以危害结果出现为前提。刘冰捷说，如果存在着严重侵害财产权、生命健康权的现实风险，就可以向公安机关寻求帮助，这样既能避免矛盾激化，也有助于矛盾的化解，公安机关是社会安全的“兜底人”。

　　11月17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关情况。公安部法制局局长郝云宏在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为加强执法源头管控，公安机关持续深化受立案制度改革，确保人民群众报案“应接必接、该受必受、当立则立”。

　　在戴女士与薛某、阮某父子的矛盾纠纷中，正是由于公安机关的及时介入，冲突才得以平息，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尽管公安机关通过资金往来查到薛某等人接了不少维修订单，但不少消费者选择了息事宁人，不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结合办案经历，胡俊君表示，如果戴女士等消费者没有积极提供证据，证实薛某和阮某父子的违法犯罪活动，犯罪行为不会这么快得到遏制。因此，在人身权、财产权有被侵害的风险时，消费者最好能及时寻求公权力机关的帮助，在公权力介入之后积极配合调查也“很重要”。

　　日常纠纷，如何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专家提出——构建多层次纠纷预防化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