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清元

　　“冬至阳生春又来”，当二十四节气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星空里熠熠生辉，冬至，这个四千年前便刻在土圭表影上的刻度，便超越了气象或农时的范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共识。在时间被切割得日益琐碎、文化图景愈发多元的当下，冬至以其近乎普世的文化回响，为我们提供了思索“何谓共同记忆”的契机——它不仅是历法上的精确节点，更是维系族群认同与情感共振的无声契约。

　　冬至首先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共同感知。当《尚书·尧典》记载先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当古埃及人观察尼罗河水位，当玛雅文明建造精确对准冬至日出的金字塔，人类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这一天。无论东方“冬至大如年”的祭祖宴饮，还是西方文明中与冬至毗邻的各类节庆，都昭示着人类对“阴极之至，阳气始生”这一自然律动的共同敬畏。在信息爆炸导致注意力离散的今天，这种跨越地域与文明、基于宇宙节律的同步感知，构成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锚点。它仿佛一部无声的交响，在世界不同角落奏响关于轮回、希冀与重生的相似旋律。

　　进一步看，冬至是维系社会血脉的情感纽带。杜甫诗云“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道出了冬至作为特定情感载体的分量。在中国，从朝廷祭天到民间“履长”之贺，从北方饺子到南方汤圆，一套共享的仪式与习俗编织出紧密的文化肌理。即便在家庭结构变迁、地域流动加速的现代社会，一句“冬至吃什么”的寻常问候，仍能瞬间唤起深层的归属感。这种由节气塑造的“文化生物钟”，比任何刻意建构的认同都更为坚韧、自然，它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代际对话，让文明的血脉在节令的循环中静静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