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病人，被告人王某刚需要法定代理人。于是，其80多岁的母亲被找来通过视频参加庭审。“他母亲听不懂普通话，得由当地干部用方言把法官的话转述给她听。王某刚和他的家人至今没有一句道歉，没有一分钱赔偿。”敖女士回忆。

　　“无人担责”“部分担责”成为刺在敖女士这类“精神病杀人案”受害者心上的刺。在她看来，丈夫的遇害不光是因为王某刚行凶，还是由于王某刚监护人、救助站、公安、小区管理方等各个环节疏忽导致的，各环节的“失守”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最后压在了王某平一家上。

　　“精神鉴定是案发后做的，谁能证明王某刚在案发时是发病状态呢？”敖女士说。曾经的她并没有认真思考过精神病犯罪的问题，她也曾认为，精神病罪犯部分担责是法律对弱者的合理保护，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确实没有想过，精神病能带来那么大的伤害。我们在保障精神病人的权利的同时，如何保障公共安全问题？如何保障正常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的问题？出事后，相关监管单位该不该担责？”

　　“他倒在了日子刚好起来的时候”

　　“如果王某刚家人、村干部看管好他，如果郑州的救助站直接给他买回家的车票，如果武汉的民警把他送进救助站，如果湖北大学琴园小区做好安保工作……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无数个日夜，敖女士一遍遍试图追问。行凶者并未“杀人偿命”，受害人王某平的家属转而尝试通过民事诉讼，继续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