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他看来，中国一直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2022年之前，在疫情应对中，中国货币政策都是先进先出，扮演领先者而非追随者的角色。未来美联储降息并不意味着中国必然跟随降准降息，因为中国还要统筹考虑长期和短期、内部与外部均衡、稳增长和防风险。

　　其次，启动首次降息后，市场焦点将转向美联储下次降息的时点和幅度，市场预期仍将在美国经济“软着陆”“硬着陆”和“不着陆”之间不断切换，国际金融动荡在所难免。

　　管涛指出，美国经济不论出现何种情形，对中国经济均有利有弊，中国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如果美国经济不衰退，有可能美联储不会大幅降息，美元也不会趋势性走弱，这将继续对中国货币政策形成外部掣肘，但有助于稳定外需，支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如果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有可能触发美联储大幅降息，在市场避险情绪消退后，美元将趋势性走弱，这将有助于打开中国货币政策空间，缓解中国资本外流和汇率调整的外部压力，却不利于稳定外需，影响中国经济平稳运行。

　　对于中国而言，管涛最后指出，要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应对预案，有备无患。

　　针对其他新兴市场，巴克莱研究团队在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也指出，美联储对新兴市场政策的影响已经下降。巴克莱认为，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限制解除、全球增长缓慢且全球商品通胀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央行或会优先考虑更为宽松的政策，而非强货币。该行认为，大部分央行在通胀较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放松政策，但保持较高的实际利率以保护其货币汇率。

　　华通证券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张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