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畜禽遗传改良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青岛农业大学教授张国梁介绍，由于野猪繁殖力强、成活率高、适应性广，天敌种群数量相对较少，使得部分地区野猪的种群数量激增，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人兽冲突。

　　张国梁认为，猎捕的方法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很多外国的经验表明，花费大量资金在捕猎上只能起一时的作用，生物防治可能效果更好，具体来讲就是给公猪去势，之后再放生野外，减少野猪的繁殖能力，进而控制这个种群的数量。”张国梁表示，这样也不影响野猪的野性，不过这一方面目前在国内还鲜有实践。

　　2021年，国家林草局在山西、四川、福建、江西、陕西、宁夏等14个省（区）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试点各地开始组建狩猎野猪护农队。

　　2023年6月30日，国家林草局公布了新调整的“三有”名录（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在部分地区致害严重的野猪已被调出“三有”名录。

　　上述调整使得捕猎野猪从法理上已行得通，但野猪并非在所有区域都不受保护。

　　据检察日报报道，2023年9月，司某某等人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九龙山上用猎狗围猎一头野猪。“野猪虽然不再属于国家‘三有’名录中的保护动物，但仍然属于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且，北京市全年、全域禁猎，使用禁用的工具猎杀野猪涉嫌刑事犯罪。”门头沟区检察院检察官刘帅告诉记者。

　　2024年3月4日，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判处司某某等人有期徒刑六个月，承担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费1.08万元，并在自媒体公众号上播放道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