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金光是深知草书三昧的，他为自己确定的草书理想，便是激情的张力表现与自由审美的大草格局，而围绕着这一切的审美精神现实是草书的当代性表现。应该说，他在为自己预设了书法创作目标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指涉到当代草书创作的痼疾——感性激情与生命力的丧失。草书是表现生命感性的，它与音乐、诗歌、写意绘画一样，都需要强烈的生命精神的投入，离开了生命力的表现，草书便将形同土龙木偶。当年，韩愈写《送高闲上人序》称张旭草书：“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张旭之为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而韩愈对高闲释怀当下，遁迹归依空门，无情感波澜，则提出批评意见，认为无益于草书，难追张旭草书之道：“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

吕金光较好地解决了草书道与艺——精神与风格的技巧的统一性问题。他的草书以其豪迈不羁的超越精神表现出书家主体心灵的盘礴之气，而他对草书使转的出色把握，使他能够在等闲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草书写意精神的魂魄。仅从草书的表现力与拓化把握而言，吕金光在当代书坛无疑是出色的作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