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国学究竟应包括哪些内容，学者们也是其说各异。即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学代表人物梁启超与胡适，对国学的理解认识上也是大异其旨，甚至为此相互论争，剑拔弩张。这在他们分别于1922年、1923年应燕京大学某报刊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及《国学入门书要录及其读法》中可见一斑。胡适的书目列“一百八十四种，其中工具书十四种，思想史九十二种，文学史七十八种”，思想史包括道教佛经书籍，文学史包括元曲、小说，如《三侠五义》《缀白裘》《儿女英雄传》《九命奇冤》以及《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而不具列史部。梁启超对胡适所列书目大不以为然。他在《评胡适之的 〈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 》一文中批评道：“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把应该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了。”而他对胡适在国学书目中，不列史部，而大量开列小说更是不可理解。“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的学识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鲁迅致胡适之信札北京鲁迅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