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与梁启超在国学认识上的分歧来看，国学内容究竟何指？国学究竟应包括哪些经典？哪些经典才真正体现为国学？是一个殊难认识把握并获得共识的问题。但国学明显具有广义、狭义之分，就像文化概念一样，如从广义来看，文化几乎是无所不包，但从狭义来看文化概念就会相对集中于制度习俗，信仰与精神并区分价值层面，而就仅仅是这样限定，西方学者统计有关文化的定义也不下三百多个。就国学而言，自也有广、狭两义之分，而于国学自应取狭义。正如胡适论国学所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当然胡适对国学乃国故，即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历史的限定还是过于宽泛。即使是历史与文化，也自有形上、形下之别，究竟是哲学形上之思的宇宙精神更能体现国学真谛，还是小学、经学、名物、训诂更为承载彰显国学之真蕴？如从新儒学来看，则哲学形上义理精神更能体现出传统文化—国学的要义，由此马一浮的以下一段话无论如何对我们理解国学的真正要义是具有启示价值的：

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于思想，由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多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孔子所谓知，即是指此思想体系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