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以降，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学术界将乾嘉学派抬得过高，梁启超、胡适皆将乾嘉考证视作科学主义，认为“清代学术以复古为称，实则为学术史的一次解放”，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这种推崇无疑有过头之嫌。乾嘉考据是封建专制主义下的文化奴役，与欧洲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自由为旨归下的古希腊罗马古典艺术复兴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民初以来，一大批学者将乾嘉经学考证包括音韵、文字、训诂视作国学核心内容，而排拒思想、学术史研究，认为思想史研究肤疏空阔，在史学研究上贬低史观研究，无限放大推崇史料作用。

事实上，早在汉代，经学便由于一味沉溺训诂考证而被《汉书·艺文志》所抨击：“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由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来看，由东西两汉今古文之争，演变为儒、道之争以及宋代以来的汉学、宋学之争、理学经学之争以至元明清以来的心学与理学之争，考据义理之争，终至清末民初以来的考据与今文学之争、中西之争。由此而言，经学考证并不是贯穿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主流，因而也并不能将其视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主体内容。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除汉代、清代二代重名物训诂考据之外，魏晋南朝以至宋元明皆重义理。魏晋玄学即汉代儒家经学繁琐积弊之反动；唐代重义，但尤重道统。韩愈、李翱讲心性，重建儒学道统，开宋代理学之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