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对文化的推崇，认为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之根本则在思想的观念，实超于耽迷乾嘉学派的侪辈之上。而从哲学文化意识上回归到中国文化精神本原。也即是说，维系国家生命之根本在文化与思想，而不是闻见得来的知识，更不是工具性的文献考证，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乾嘉旧学及用经学贬斥或掩盖思想的倾向。中国文化的主流只能是基于道德伦理与缘于天人之际的形上之学。李泽厚将其概括为儒道互补。它塑造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支撑起华夏民族的价值理念与人文关怀。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精神至少在一点上实有至高无上价值，此即依于仁者之认识，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是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的主体无疑应是体现出华夏民族精神与人文价值的儒道释体系思想文化创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泽厚曾概括当时思想文化界的状态说：“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一时传为名言。李泽厚后来回忆评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