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一下，“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是1993年我给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三言两语”栏目写的三百字左右中的一句话，并非什么正式文章……我提出这个看法本是对当时现象的一种描述。并没作价值判断，没有说这是好是坏。但我的说法却被误读，以为我反对搞学问。后来，王元化先生在上海提出，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和有学问的思想家。但我认为，这讲法意义不大，有哪个真正的思想家没有学问作根底，又有哪个学问家没有一定的思想？难道陈寅恪、王国维他们没有思想了？难道鲁迅、胡适他们一点学问也没有？王先生的话恰恰把当时那重要的现象给掩盖了。但王先生这句话后来却被认为是定论。认为这才是全面的、公允的、正确的提法。一位朋友说，实际上这是句正确的废话，因为即使抛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具体情况来说，陈寅恪、王国维、钱锺书仍然很不同于胡适、鲁迅、陈独秀。尽管陈独秀的小学做得很好，胡适也搞过考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证明了他有学问，但他们毕竟不是以这些学问出名的，而是以他们当时的思想而闻名的。特别是鲁迅，通过文学作品使他情感成分极重的“思想”影响了广大青年。胡适也不用说，尽管他的学问不大，他自由主义的胸怀和思想也很有吸引力。顺便说一句，现在把胡适捧成国学大师，我觉得非常好笑，其实他的学问当时根本被人看不上。可见，这两批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思想”和“学问”还是有显著不同的。那么“有学问的思想家和有思想的学问家”一下把这种不同拉平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人，同一时代也需要不同的人，这样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