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在传统文化与西学展开激烈论争的同时，文化思想领域还围绕人生观与科学展开了一场科学论战。一方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一方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代表。梁启超认为：“情感是生活的原动力，是绝对超科学的。爱和美是神圣不受约束的；科学派批判玄学派否认科学，提出人生观是由科学支配的。”丁文江引胡适观点：“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科学论战，论争的内容是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但其实质也是围绕西学与国学的不同性质和价值而展开的，这可以说是西学与国学之争在另一个不同层面的展开。

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更有陶希圣、何炳松等十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和中国文化身份及中国文化前景表现出深重的忧患意识。宣言写道：

在文化领域，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影的浓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探索，正在挣扎。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领土里面也几乎已没有了中国人。

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要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尽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