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宣言的发表不仅标志着传统文化回潮，同时，也预示着五四新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消歇。事实上，早于这个宣言发表之前，一批激进主义文化精英皆由倡导西学而转向国学。如郭沫若、胡适，在古文字学、佛学、儒学及传统文学研究方面皆取得卓著成就。胡适甚至提出整理国故的倡导，这相对于新文化运动高潮初期他所提出的充分西化的主张不可谓不是一大回转。

可以看到，在整个二十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中西文化的对立、融和与论争构成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并形成激进主义、传统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三大思想文化主张，对中国文化及国家民族命运以及中西文化前途给予关注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显示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也就是说，虽然由于文化主张以及思想观念不同，导致他们选择的文化道路与人生价值理想不同，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以及文化前景都充满了忧患与关切。这一点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便强烈表现出来，宣言写道：

我们研究中国之历史文化学术，要把它视作中华民族之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来看。但这个精神生命之核心在哪里？我们可说它在中国人思想或哲学之中。这并不是说，中国思想或哲学决定中国之文化历史，而是说，只有从中国之思想或哲学下手才能照明中国文化历史中之精神生命。因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之大路，重要的是由中国之哲学思想之中心，再一层一层地透出去，而不应只是从分散的，中国历史文物之各方面之零碎的研究，再慢慢地综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