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主张现在看来未免过头了。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一批主张西化的激进主义者，皆纷纷退守国学，如胡适、郭沫若，包括鲁迅。从这一点来看，传统主义倡导国学之举，适足构成对反传统文化激进者的抑制与平衡，为固守和理性认识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砝码，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尊崇愈到后来愈益显示出文化眼光的远大与历史感。而对国学一词，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派学者便有不同意见，即便在倡导国学的新儒学者内部也是观点各异，甚至并不赞同国学一词。如马一浮便认为国学一词颇含混笼统，他说：“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钱穆虽著有《国学概论》但也对国学一词不满，认为乃一短暂时代名词：“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