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那会，王振华她们这群检察人员都是蹬着二八杠自行车穿梭于乡间土路，后座捆着帆布包，里面装着笔录纸、印泥和法律条文。“遇到下雨天，泥浆能没到车轴，推着走比骑着还费劲，那时候到陈疃、三庄、黄墩、西湖、碑廓等地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去。直到八十年代才换上了摩托车，冬天骑摩托办案冷风像刀子似的往领口钻，冬天冻得很，下了车就快往屋里钻，那时候年轻，不知道还要带着护膝，也不流行那个。”王振华笑着说。

　　那些年，她带着书记员在田间地头做笔录，蹲在田间地头和乡亲们唠家常式普法，把“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信念刻进每份证据。

　　泛黄笔记里的守望：墨水里的法治年轮

　　王振华从沙发一侧的边几上取出一本方格练习簿，“孩子们用剩的本子，还能接着用。”她笑着翻开，本子一面是工整誊写着毛泽东诗词，另一面是从《检察日报》上剪下的文章和自己抄写的读书笔记，笔锋犹带当年检察文书的凌厉。“对国家大事也得有所了解，不能糊涂着过。”老人指尖抚过纸页，像是抚过岁月的沟壑。

　　午后，王振华总爱坐在房间的窗台前，戴着老花镜抄几段新闻，楼下百步外就是菜店和药店。九十年光阴压弯了她的脊背，却未压沉那本格子簿：封面的童稚与内页的法治年轮，在春日暖阳里静静对话。

　　白发与检徽的对话：在时代答卷上续写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