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垂坤分析指出，杨某在2015年前（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前）生育第二个孩子，涉嫌隐瞒超生。而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33条，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可被降级、撤职，情节严重则开除公职。“即使其已辞职，相关违规行为仍可能被追溯处理，给予行政处分。根据地方计划生育条例，违法生育需缴纳社会抚养费。例如，生育二胎的城镇居民需缴纳3万至6万元罚款。若杨某未按规定缴纳，可能面临强制执行或追加处罚。”

　　周垂坤亦指出，杨某在2010年报考公务员时若未如实申报生育情况，隐瞒违法生育的诚信问题，可能被认定为违反招录诚信原则，导致其录用资格被撤销或既往职务行为被重新审查。

　　若查明利用职务之便谋利，或将面临刑事指控

　　此外，尽管通报称杨某未参与灾后重建项目，但周垂坤表示，“若后续调查发现其利用职务之便为家族企业谋利（如关联公司参与招商项目），可能涉及滥用职权或利益输送等刑事指控。”

　　张永辉亦提到，若杨某家庭资产（如深圳别墅、230万元的耳环）与担任公职期间收入明显不符，可能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法》第395条），需进一步核查资金来源合法性。若杨某妻子名下的企业与杨某原单位存在利益输送（如利用招商引资资源），可能面临共同违法调查。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