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报新闻评论员 徐坤杰

　　“都给发的定位器，不动的话要被罚款”，山西运城环卫工人佩戴电子工牌作业的事件引发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22日，山西运城市城市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回应称，“学习借鉴先进省市经验做法，为环卫工人配备电子工牌，主要用于日常作业安全与应急管理。设备具备SOS紧急救助、上班自动打卡和工作调度功能，旨在通过信息化手段降低户外作业风险，保障环卫工人人身安全，更是为年龄较大者提供及时的应急支持。”

　　运城的官方回应看似给出了完美的答复，但读后心里总有股“不对劲”的感觉，正如网友在评论中说：“你猜，我们信环卫工说的，还是信环卫中心的回复？”

　　官方回应的核心逻辑，是将数字技术工具的应用定性为纯然向善的“关怀媒介”：防走失、保安全，紧急呼救，尤其呵护年长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但回应为何仍备受争议？其中的关键是技术的安全初衷与劳动者的被监控感受之间的错位，特别是当“安全功能”与“轨迹监控、静止报警”等功能深度绑定，并在管理中与“休息不能超过一定时间”等考核挂钩时，很容易异化为一种“电子监工”，劳动者的尊严被忽略，只剩下被量化的电子移动轨迹。

　　数字技术赋予管理者以前所未有的“可见性”，但这种可见性是如何确定地转化为更合理的劳动安排而非单纯监控？不能怪部分网友不信，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多领域劳动者可能都面临相似处境。这也是此起事件引发广泛共鸣的原因所在，它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很多劳动者在数字化劳动管理中所面临的普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