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而言，只要日本的“激进”可被利用，华盛顿便不排斥这种转向。过去，日本政府在谈判中常以“国内法律限制”或“派阀协商未果”为由，婉拒美国的某些防务要求。然而，随着高市通过大选夺得 316 席的绝对话语权，她也随之失去了“国内政治阻力”这块盾牌。这为华盛顿重塑同盟结构提供了绝佳契机——特朗普可以顺势要求高市实现前任“想做而做不到”的实质性突破，将其作为支持“强势日本”回归的谈判筹码。

　　可以预期，今后高市早苗将陷入越强硬越依赖美国的悖论。原因有二：

　　首先，在安全叙事被高度前置的政治环境下，日本对“同盟可靠性”的需求显著上升。高市政府所展现出的强硬姿态，在强化国内政治动员的同时，也客观上压缩了其在对美关系中运用模糊性与回旋空间的余地。为了维持“强人”形象，并持续获得外部安全承诺的明确化与象征性确认，日本在经贸、投资与产业协作议题上，反而更容易接受带有不对称性的交换安排。

　　其次，美国在与日本的互动中，愈发倾向于将同盟关系具体化为可衡量、可执行的经济与产业合作框架。无论是在防务采购、能源合作，还是在高端制造业与新兴技术领域，美方均推动以“共同投资”“风险共担”为名的合作机制。在这些安排中，日本通常承担更高比例的前期投入与产业风险，而关键技术的控制权、规则制定权以及长期收益分配结构，则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