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捐赠人有权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受赠人应当如实答复。这是白纸黑字的法定权利。然而，在实际的执行中，往往是公共机构在接受捐赠时仪式隆重、证书精美、承诺满满。但后续管理却常常答复无时限，监督无机制，投诉无渠道。

　　制度的短板，必须用制度来补。

　　当前，我们的捐赠制度需要的不仅仅是“尊重捐赠人”五个字，而是要将这一句漂亮话，真正变成一套跑得通、管得住、罚得到的操作机制。比如，让藏品信息从内部档案变为公共记录；比如，为藏品机构设置明确的反馈时限，让知情权走得通；再比如，当内部机制失效时，可以由独立第三方机构介入查询。守好这些关卡，才能让拖延、隐瞒、监守自盗等付出难以承受的成本。

　　南京博物院事件后，江苏省要求“举一反三开展全省专项治理，排查范围扩大到国有图书馆、美术馆等单位”。天津美院这次事件再次提醒我们，高校美术馆、图书馆等同样接收大量社会捐赠的机构，管理是否同样规范，同样需要被“举一反三”地排查覆盖。

　　对捐赠者的尊重，不该是出事后的一句“深表敬意”。要把“承诺书”真正变成“责任书”，把挂在嘴上的尊重变成刻在制度里的尊重。这才是对康建章老人那封捐赠信，最好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