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郭旨龙：其实平台接到通知之后，它是能够很轻易判断AI视频到底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格权利，应当马上采取手段断开链接。如果平台没有做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平台是有重大过失的，应当对扩大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然而，现实中维权面临不少难点，存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刘晓春：发现有侵权情况的存在比较难，因为普通人没有这么专业的能力去进行广泛的监测。它会有去找到侵权主体以及进行举证、取证这样的很大的难度。

　　降低维权门槛

　　提高AI造谣违法成本

　　那么，为什么一些平台怠于履行国家要求的标识义务？如何降低维权门槛，提高侵权人的违法成本？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郭旨龙：视频平台每天上传的视频成百上千万条，如果对于每一个上传视频都进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识别，它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技术成本、人力成本。第二个方面就是人工智能生成视频能够在网络上畅销，就意味着有了关注度，平台能够获取一系列的利润。第三个原因就是现在法律追责链条或者说追责动力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被侵权人提起侵权诉讼也好，提起诽谤罪的自诉也好，它都存在着一系列搜集证据、固定证据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困难，这样的话平台它就有侥幸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