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劝捐的过程远没有结果那样平静。在“入土为安”观念根深蒂固的人们心中，她遭遇过无数次的拒绝、质疑和辱骂。有的家属当面骂她“丧尽天良”，有的儿女跪在她轮椅前哭求“别再劝了”。“会委屈吗？”“会，有时候哭完了还接着去。如果他们骂完最后还是签了，我愿意被骂。”

　　再坚强的人，也需要被托举。对赵连翠而言，这个托举来自她的丈夫陈淑连。陈淑连体重只有108斤，却每天要把130斤的赵连翠抱上抱下十几次。从轮椅到床，从床到卫生间，从家里到车上，每一次都是实实在在的力气活。赵连翠从不回避他们之间的争吵。“会有很激烈的时候，”她说，“但吵完是谁先低头？大多时候是他。他比我更知道我离不开他。”陈淑连话不多，默默跟在轮椅后面。赵连翠说：“没有他的付出，我的公益之路不可能走这么长。”

　　采访结束时，她执意送我们到门口，丈夫陈淑连默默地把轮椅调整好角度。她笑着说：“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那些荣誉证书，是有人告诉我——‘赵姐，我不觉得自己可怜了’。”

　　赵连翠的轮椅还在向前滚动，前方还有残疾人等着她牵线，还有家庭等着她去做思想工作，还有一座县城乃至一个社会的观念，等着被一点一点地撬动。那些缠了又缠的纱布，那些被骂了又去的坚持，终于在时光里长出了答案：一个人最大的强大，不是自己能走多远，而是愿意做别人的路。在这片厚德重义的土地上，赵连翠用她不肯低头的余生，一字一句地写下：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