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这一法案的粉墨登场，不仅标志着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迎来了根本性重构，更在法律与制度层面，为日本彻底挣脱战后和平体制，加速“再军事化”进程打下了危险的楔子。

　　高市政府对情报体系的重构，绝非单纯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推动日本国家机器军事化狂飙的制度性变革。新法案将构建以首相牵头的“国家情报会议”作为最高决策中枢，以拟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作为执行机构，形成一元化的垂直情报体系。这不仅打破了战后日本出于对军国主义反思而刻意维持的外务、防卫、警务等部门分权制衡格局，而且赋予了“国家情报会议”强制要求所有政府部门共享情报的超级权力。

　　更危险的是，法案明确将“对外情报活动”纳入职责范围，使得日本的情报职能从聚焦国内安全，转向海外军事安全情报搜集，甚至可以对外开展谍报渗透活动。这种高度集权、服务于“再军事化”野心的情报体系调整，在日本国内也受到强烈批评。有日本学者指出，新的情报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可能成为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的翻版，沦为右翼保守执政当局滥用行政权力的工具，不仅可能严重侵犯民众的隐私权与言论空间，也可能成为当局监控和打压异己的工具。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日本国内各界，包括部分在野党、一些地方的律师协会、社会团体及主流媒体和学者均对法案表达了强烈担忧与反对，但在当前严重右倾化的日本政坛格局下，该法案得以轻易闯关成功，无疑暴露出日本政坛制衡能力的显著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