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至1999年，十年光阴，我十余次赴京登门，受临沂多家单位所托，恳请先生题匾、题字、撰写贺词。先生始终热忱相待，有求必应，从不推辞。十年间，先生无偿为临沂留下三十余幅珍贵笔墨，字字含情，句句有心。

　　1990年，为临沂电业书画组织题写“圣地重光”；1992年，楷书题写“陶然居大酒店”；1993年，题写“山东永昌集团总公司”“永昌门”；1994年，为兰陵集团题写“天下第一酒都”“鹏程万里”；1995年，题写“银杏书斋”“大兴”等作品；往后数年，又陆续题写“金墨沧海”“逐善求美”等诸多作品。

　　最让我动容的是，先生晚年身患重病，中风后手颤无力，依旧扶病为我题写“金墨沧海书画展”展标。笔墨之间，藏着先生的仁厚，更藏着他对后学的期许与成全。

　　先生治艺，极致严谨。我曾两次亲眼所见，他病后执笔不稳，部分笔画不尽如意，便亲自用白粉细致修补。还特意叮嘱我，后续制匾、做铜字，务必依照他修正后的笔画落地。一字一画，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这份对艺术的敬畏、对他人的真诚、对世事的负责，深深震撼着我。先生从不计较名利，数十幅题字、无数次帮扶，皆是无偿奉献，纯粹坦荡，不染分毫商业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