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警四十年,我的画笔抓过罪犯,也画过英雄。退休后我发起“双百工程”——给100名被拐儿童和100名无影像的革命烈士画像。为什么?因为那些烈士不是黄继光、董存瑞,但同样是英雄。他们为保家卫国献出生命,却没留下任何影像,后辈连他们的样子都不知道。正因为无人知晓,我才更要画出来。
文明是什么?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文明是一张画像让90岁的老人等了70年,看到丈夫模样时那声“国才呀,你回来了”;是烈士百岁的老母亲捧着画像双手颤抖,说“就是他!其昌回家了”;是被拐儿童的父亲拿着画像,不敢相信孩子跟画像相似度那么高。
我做的是“抢救性”的工作——那些烈士的后代都七八十岁了,一旦他们不在了,后面的记忆就更模糊了。能多画一幅是一幅。只要我能拿得动笔、还能走路,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我自己也是一位父亲,能体会孩子走丢时父母的无助。家长见到我,有的下跪磕头,他们说“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张画像上了”。画得不像就不起作用。
一个人的力量很小,所以我开始带学生,把技术传下去。我还尝试把画像和AI结合起来,在寻亲路上发挥更大作用。文明就是这样——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如果你有一技之长,请用它帮别人做点事;如果你是一名普通人,请对身边人多一分善意。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一个好人带动身边人,就能点亮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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