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这份初心，1931年，伯伯进入红十二军医务训练队学习。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日夜勤学苦练，从普通护士一步步成长为见习医生。1933年，他考入红军卫生学校军医班。仅有初小文化的他，白天跟着教员实操问诊，夜里借着微弱的灯光啃读医学知识，把解剖、诊疗、外科缝合等专业知识烂熟于心，因为他知道：“现在多学一分本事，战场上就能多救一条人命。”1934年春，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工作。

　　1934年秋，第五次反“围剿”战事惨烈，长征号角吹响。伯伯临危受命，参与行军医疗保障工作。

　　不同于前线战士的冲锋陷阵，伯伯的战场贯穿整条行军路途。他带着卫生队沿途搜寻、收容掉队的伤病战士，并细心照料。每到宿营地，战士们得以休整，他则挨个查看伤员、清理伤口、消毒器械，所以他总是睡得很少。

　　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时，粤军凭借数倍于我军的兵力，以密集炮火疯狂进攻，红军伤亡骤增。彼时的他，还未独立做过手术，可战地人手紧缺、伤员危在旦夕，他用战场上缴获的一把简陋刀具，在炮火边缘就地进行取弹、缝合等手术，并连夜转移重伤员，红军“一把刀”的美誉，就此在长征路上悄然传开。

　　遵义会议后，伯伯调入中央干部休养连做医生。休养连下设五个休养班，这里有大批负伤将领，背负着革命的火种。中央再三嘱托：一个都不能丢、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