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就成了乡村老家中‘留守的候鸟’。他们的心是紧闭着的，他们不信自己的感受值得被听见，不愿对老师敞开心扉。”白玲说。

　　白玲知道让学生敢于倾诉并不容易。孩子比老师更清楚，当放学铃响、校门关上，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光景。他们习惯了回家后必然的孤独，早早学会把心事像硬币一样存进铁盒。

　　“不着急”，白玲这样告诉自己，也告诉“写不出诗”的学生们。

　　“懂，写诗确实挺难的”

　　课就这样费劲儿地上着，有时候一节课收上来的全是零散的词语，或是半截句子，但不管学生怎样追问“这样写行吗”，白玲永远都说“行”。

　　“诗歌课上没有人是错的。”她说。

　　2024年的一天，白玲收到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成品诗歌。她有些记不清那首诗写了什么，也记不清是哪个学生交上来的了，她只记得自己在那一刻的震动。

　　“那可是一首有题目，有署名，整整七八行的诗，而且有规范的标点呢！”白玲说。学生可能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场试探，确认白玲真的不给诗歌打分，真的不在本子上画红勾或写评语，才放心写了出来。

这是谷疃小学学生写在木头上的诗歌，学校将其悬挂在校园内。

　　一个人带动三四个人，三四个人又带动了全班。但很快，白玲又发现了新问题。孩子们交上来的诗情绪出奇整齐，所有人笔下的春天都是美好的，所有人的父母都是温柔的。

　　“他们太习惯交出正确答案了，觉得写出来的东西必须要阳光，只有被他人喜欢才算合格。”白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