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渕也向记者证实，有病历明确记录了日军的杀戮，包括“放火烧毁了整个村庄”“连幼儿也被我杀害了”等。细渕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一些病历中记载着“全部歼灭”“把村庄烧毁了”等内容，但这些加害行为并未被视作患上精神疾病的原因，反而当作“战绩”被记录。究其原因，这与日本战争期间的军国主义教育密切相关。“战争期间，民众被大肆灌输所谓‘八纮一宇’的理念，妄图让日本统治亚洲乃至世界。因此，统治或奴役他国及其人民也被视为理所当然……许多人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走向了战场。”

　　这种军国主义氛围不仅扭曲了士兵对战争和杀戮的认知，也驱使日本军方极力掩盖“战争神经症”的存在。中村说，承认“战争神经症”会让士兵认识到战争对自身的伤害，从而摧毁士兵的战斗意志，暴露国家的脆弱，因此日本军方对外刻意隐瞒，其实也是一种“形象操控”。细渕指出，随着日本战死人数增多，民众的战斗意志被逐渐削弱，“为了维持战争，日本军方更加刻意地进行了隐瞒”。

　　谈及这些病历的历史价值，中村表示，它们证实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了大量暴行，并指出“这些暴行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日军开展了所谓‘让人能够实施加害行为’的训练，试图以此消除士兵对杀戮行为的抵触情绪”。

　　“战争会让人失去人性。”细渕说，希望后人能够通过这些保存下来的记录，理解战争的残酷，铭记战争带来的伤害，避免历史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