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需要从‘限制型’向‘调控型’保护模式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调控型”保护模式的重点，是依托AI的信息处理能力破除信息困境，实现风险管控与发展促进的平衡。

　　“AI对未成年人的价值不应被低估，它可以弥补教育资源差距、提供情绪支持、拓展数字能力。保护的目标不是让孩子远离AI，而是培育其驾驭AI的能力，在人机共存的时代保持独立思考。这需要政府、平台、学校、家庭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打造适配AI时代的未成年人保护新生态。”刘晓春说。

　　孙宏艳认为，政策引导上，从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2025年版）》，到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我们在政策供给上比较及时，在政策的落地执行上还有一些短板需要补齐。

　　行业自律上，平台企业责任非常关键。“目前开发了真正有效未成年人模式的AI产品并不多，而且这也只是及格线，还要从功能设计、内容提供、隐私保护、价值观引导等各方面持续提升，服务好未成年人用户。”孙宏艳说。

　　学校教育上，学校的主要职责是开展AI素养教育，不只是教学生怎么用AI，更要教他们认清风险和边界。

　　家庭教育上，家庭是保护孩子的第一道防线，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成长，给予孩子更多陪伴和支持。

　　“AI不是不可控的洪水猛兽，关键是我们得重视并且有所行动。其实，从电视到互联网，每一种新媒介出来，我们都担心过对孩子的影响。但通过不断加强社会教育、行业规范和家庭引导，最终都找到了与它们健康共处的方法。”孙宏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