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今天围绕AI安全的争论，很难简单划分为“支持监管”和“反对监管”两派。大家真正争夺的是什么地方应该设限，限制到什么程度，以及由谁来制定限制。

　　而这种争论一旦从企业之间延伸到国家之间，问题就更加复杂。

　　2023年的《布莱切利宣言》已经迈出了全球协同治理的重要一步，中国、美国、欧盟等28个国家和地区共同承认前沿AI可能带来重大风险，并强调开展国际合作。但随着AI越来越成为决定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设施，各国讨论的显然已经不只是“怎样让AI更安全”，还包括未来全球AI规则按照谁的理念制定。

　　也因此，建立AI治理体系固然重要，但全球AI治理绝不能变成少数技术领先国家和头部企业先制定标准，再要求其他国家接受，更不能让技术优势天然转化为规则制定权。

　　如果只有拥有最强模型、最多算力的少数国家才能定义什么叫“安全”，那么发展中国家很可能既没有参与技术竞争的能力，也没有参与规则制定的机会。最终形成的，可能不是一个更加安全的AI世界，而是一道新的难以跨越的技术鸿沟。

　　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近年来在强调AI安全治理的同时，一直把“普惠”和“发展”放在重要位置。联合国今年启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我国也持续推动能力建设、开源合作以及提升全球南方参与度，强调既要防范风险，也要避免AI发展的机会只集中在少数国家手中。

　　“刹车”必须有，但它绝不能只装在少数人的驾驶室里。

　　（大众新闻记者 王鹤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