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义层面来说，店主是善意的救助者，家属却把老人的死亡当作向好人施压的筹码。如果这种行为不被追责，钱退了也只是纠正了一个错误的结果，却没有纠正错误的逻辑。这样的威胁索赔若不被处理，就等于承认“闹”是有效手段。会让普通人形成恐惧：以后老人摔倒，扶不扶？让不让进店？会让善意救助者承担不该承担的风险成本。失去亲人值得同情，但对死者家属的同理心，不能凌驾于是非判断。若有人利用亲人死亡去敲诈他人，那这种行为不应被宽纵。

　　此外，派出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同样值得关注。行政调解是法律赋予的职权，但关键问题在于，派出所有没有依法处理“威胁行为”？如果派出所在明知存在威胁、闹事的情况下，既没有制止，也没有立案调查，反而用“各让一步”的方式让无过错方支付本不应承担的费用，无疑是以调解代替了执法，调解可以化解矛盾，但不能抹杀是非，否则便是对违法行为的另一种默许。

　　如今，虽然店家获得了补偿，但事后的纠偏不能掩盖调解中的问题。对恶意索赔人的过错轻轻放下，那么下一次仍会有好心人在调解室里妥协，仍会有旁观者在老人倒地时踌躇。要守住社会的善意，需要一个明确的信号，只有让闹事者不敢再伸手讹诈，让善意者不必再犹豫后退，才能保住社会对善意的信心，对法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