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历史，大运河承托着2000余年的来往，而典籍简册中也写下了水石舟楫的缓急。

　　《左传》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下令开凿邗沟。这是史料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也被视为大运河的雏形。此后千余年，历朝历代接续经营：战国中期，魏国开凿鸿沟，搭建黄淮水运网络;西汉时期运河延展至关中;东汉修阳渠、开白沟，将水运通道向北拓展;东晋南北朝修治浙东运河，串联起东南一众水系。

　　隋朝建政后，从公元605年起，数百万民众投身大运河开凿，以洛阳为中心，西接关中，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通济渠、永济渠、江南运河次第打通。公元610年，隋唐大运河全线竣工，此后南北“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唐宋时期，大运河步入鼎盛，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交流枢纽。北宋末年，战乱频发，运河疏于维护，加之黄河多次泛滥淤积，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体系走向衰落。

　　元代郭守敬主持挖通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后，大运河“截弯取直”，不再绕行洛阳，南北径直贯通，奠定了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明清两代持续完善运河漕运体系，直至清末民国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受黄河改道、海运与铁路兴起影响，运河日渐淤废、漕运衰落，大运河曾经的“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盛景，湮没在历史大潮之中。

　　新中国成立，大运河经过疏浚整修重焕生机，千年水脉继续造福当代。

　　回望运河的来路，这条水道从不只是一条运输水道。它深深嵌入中华民族发展脉络，悄然塑造着政经格局与人文风貌，更是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