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千里马”本身不会自己选方向，需要识别、驾驭；人工智能本身也没有自主意识，它能创造价值还是带来风险，取决于使用它的人、手段、目标。用得好可以造福社会，用错就会产生偏见、造假、滥用恶用等问题，没有缰绳的“千里马”，很可能变成脱离人类驾驭的“野马”。因此，需要精准把握技术突破与风险防控的平衡点，既避免放任不管的“缺位”，也防止过度束缚的“越位”，走出一条创新赋能、安全护航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国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理念，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协同化的治理体系。比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在法律法规层面明确了人工智能的治理要求；《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等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1.0》等则构筑了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应用规范体系；《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通过提出治理框架和行动指南，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跑到哪儿，监管治理就应该跟到哪儿。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快，向上向善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值得注意的是，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我国正以实际行动携手各方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