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编不在岗”意味着编制被占用但岗位职责未履行，对体制内其他人员而言是不公平的。巡视整改要求清理“在编不在岗”，当然没有错。但是，对运动员个人来说，在其商业价值较高的阶段，相关单位依据规则参与了收益分配，且未进行相关的退役安置；当巡视整改的外部要求出现后，人事关系的了结才被提上日程。这说明，运动员退役安置至今仍缺乏一套规范、稳定的日常运作流程。平时靠人情默契维持，出了问题才靠集中整改推动，制度始终没有真正跑起来。当“特殊安排”取代了“制度安排”，看似是优待，实则是将个人命运悬置于不确定之上。

　　这个问题不只在刘翔身上。全国每年约有3000名运动员退役，大赛年退役人数则更多。而在安置退役运动员这件事上，相关体育部门长期依赖人情与惯例来维持某些安排，如此规模的群体，靠一个个“看情况”“看关系”地去安置，既不可能，也不公平，这种模式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明显不符。刘翔的事情，就为这套人情模式的失效提供了一个最极端的注脚。

　　所以，中国竞技体育要从“特殊化管理”走向“规范化治理”，需要的不仅是清理和整治，更是一整套能让制度在日常运行中持续发挥作用的机制。这既包括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过渡安排，也包括一套针对运动员管理的明确执行标准，让每一个退役运动员，无论功勋大小，都能在规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出口。

　　刘翔跨过了他的最后一道“栏”。而运动员安置从“靠惯例”到“靠制度”，是中国竞技体育要跨的第一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