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这两起事件还指向另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第一学历。其实，“第一学历”并非一个官方承认的概念。教育部多次表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一说法。然而在招聘市场中，它却真实运转。那么，一个官方不予承认的概念，为何成了HR的硬性门槛？

　　根源在于，国家管的是资格认定，企业做的是竞争筛选。当简历供大于求时，企业需要在合格者中继续排序，高考作为全国统一、可量化、可比较的考试，自然成为最低成本的筛选标签。同时，随着硕士不断扩招，最高学历的区分度逐渐下降，筛选重心便进一步前移至本科出身。这些因素相互叠加，使得政策文件中的公平原则，难以穿透市场中的效率逻辑。

　　其实，我们理解企业，要在合格者中继续排序，自然需要某种可量化的指标。但是，“第一学历”通常反映一个人18岁前后的学习水平，它不能预判一个人成年后的职业能力、协作能力、创新能力和长期成长潜力。企业死守“第一学历”，用18岁的考卷给30岁的能力盖章，无疑是评价的懒惰，更是评价的失职。它把复杂的人才判断简化成一次考试的结果，看似高效，实则可能错失真正有能力的人。

　　我国设置专升本、考研、自考等考试制度，是为了给不同起点的人提供上升的机会，它们之所以能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通道，正因为它承认一次考试不能定终身，允许人通过后天努力改变自身位置。若这些通道不被认可，学历上升的意义便会大打折扣，终身学习的动力也会受到抑制。这不仅会削弱个体持续奋斗的预期，也可能让社会错失那些后劲充足、成长性强的潜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