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真正的法律困境在于，母亲要告父亲，面临的是我国婚内侵权救济的制度性模糊地带。法律虽然赋予母亲“可以起诉”的资格，却未提供一条清晰、通畅的诉讼路径。魏甜分析，遭受人身损害的直接主体是坠亡的幼童本人，而非孩子母亲。母亲作为近亲属主张赔偿，其请求权基础是《民法典》关于侵害生命权导致近亲属损害的规定。但侵权人父亲与权利请求人母亲系夫妻关系，处于同一家庭内部。婚姻存续期间的侵权赔偿，面临“钱从左口袋进右口袋”的现实难题。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父亲赔偿给母亲的钱，本质上仍是家庭共同财产的一部分，这导致赔偿的惩戒与补偿功能被制度性消解。母亲告父亲，赔偿款是夫妻共同财产，成为追责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

　　魏甜认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应独立适用于婚内侵权情形。侵权责任属于独立的法律概念，不应因侵权人与受害人存在亲属关系而对侵权责任进行模糊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制下，仍有夫妻个人财产存在的空间。侵权方的个人财产应作为赔偿来源，赔偿款应归入受害方配偶的个人财产；若个人财产不足，可支持受害方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即使同为监护人，一方因过错导致子女死亡，另一方仍可基于自身遭受的损害向其追责。唯有如此，才能在尊重家庭伦理的同时，守住生命权保护的法律底线，并为婚内侵权救济提供一条可操作的制度出路。

　　魏甜表示，本案中，孩子母亲告父亲的权利存在，但赔偿款是夫妻共同财产的现实，让权利实现面临结构性障碍。法律需要在婚内侵权与夫妻共同财产之间划出清晰边界，让赔偿真正落到受害方个人财产上，避免责任被共同财产稀释。

　　（极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