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广州此次征求意见的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真正应该关注的其实在于，能否理顺执行法律的“最后一公里”，使法律更加贴合生活实际，而将处罚标准定在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并不是创造了一个处罚规定，法律一直都有，只不过以往鲜有执行。

　　根据广州方案，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外放声音，司乘人员有权进行劝阻。接下来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司乘人员究竟是指公交、地铁的工作人员，还是公交、地铁的司机、工作人员和乘客。如果是后者，则迈出了打通法律执行难问题的关键一步。因为，乘客有权劝阻，赋予了公众私力救济的合法性。

　　以往，受噪声污染影响的乘客往往羞于启齿，即便鼓起勇气进行劝阻，还面临被呛“没事找事”的合法性困境。比如，劝阻不要外放后，噪声排放乘客认为劝阻的一方没有执法权或劝阻权，产生新的言语冲突，当冲突双方报警下车后，很可能劝阻一方也要被批评情绪激动、扩大矛盾。

　　但是，当劝阻成为乘客的一项法定权利后，如果劝阻乘客没有其他侵权行为，排放噪声者喋喋不休的争吵恰好证明了其行为构成“经劝阻拒不改正”，应从重处罚。换句话说，如果劝阻无效演变为需要报警解决纠纷的程度，则说明排放噪声的违法情节更为严重，适用罚款进行处罚具有事实依据。至于外放声音是否达到噪声的标准，乘坐公共交通乘客的反应本身就是一项评判标准，如果公共交通的乘客认为吵闹，并进行了劝阻，有理由推定外放声音属于噪声。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舆论建议罚款方案“全国推广”，本质上是对法律有效执行的呼吁。保护耳朵和神经，不仅要写在法典上，还要真正落到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