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目前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1.98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8.3%。对他们来说，手机不只是学习和娱乐工具，还是融入集体的“社交工具”。帮助他们摆脱“手机式童年”，不能“一禁了之”，而是要刚柔并济、堵疏结合。也就是说，既要有制度监管，也要有柔性治理；既要回答“禁止什么”，也要回答“提供什么”，为孩子们开拓积极健康的成长空间。

　　作为网络生态的关键构建者，平台理应承担更大责任。今年8月26日，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Meta）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这再次警示，平台监管漏洞是网络治理的重点。

　　对此，我国公布的征求意见稿提出，平台须识别未成年人，不得设置诱导未成年人用户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这意味着，我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维度将从“管屏幕时间”升级到“管算法时间”——不仅要管孩子用了多久，更要管算法在这段时间里推送了什么，从而给孩子装上“数字护栏”。

　　同时，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建立未成年人模式备案制度，将移动智能终端未成年人模式纳入电信设备进网许可检测范围，鼓励和支持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信息。这意味着平台要提供“替代性供给”，开发真正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内容池，丰富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优质内容，满足未成年人精神文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