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技术执法难以识别主观意图。深圳计划部署32通道声呐，定位误差小于0.5米。但机器可以精准定位声源，却分不清路怒催促和避险提醒。目前抓拍触发逻辑、分贝阈值、申诉渠道等均未公开。广州的做法是抓拍后设人工复核环节，对法定例外情形（含紧急避险）经审核不予处罚，并已将“前车倒车或溜车即将碰撞”等具体场景明确列为可视为紧急情况的情形。

　　第三，配套治理缺位加剧不公平感。有网友直言：“电动车和摩托车喇叭比机动车还响，又爱按，结果只禁机动车？”深圳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750万辆，非机动车道设置率虽提升至40%，但人非路权分离仍在推进。在非机动车治理未完全到位时，单方面严管机动车，感受上难言均衡。这种感受虽未必完全准确，但它折射出的配套治理缺位，是政策获得广泛认同必须面对的现实。

　　禁鸣方向没有问题。北京2007年将禁鸣范围扩至五环（含）以内，上海外环内全天禁鸣已近二十年，广州自2021年起全市全天禁鸣。但各地经验表明，禁鸣效果更取决于例外条款是否清晰、执法证据是否可复核、配套治理是否同步。

　　五年有效期，本身就是长周期试点的信号。要让它真正发挥作用，需要细化“紧急情况”认定标准，公开声呐抓拍逻辑和证据标准，建立便捷的误拍申诉通道，同步推进非机动车道建设与治理，并在规则设计阶段让公众真正参与，这些才是决定五年长效管理能否真正赢得信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