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形成一个简单的“三问”习惯。第一问证据：“你的判断具体依据什么？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推测？这些证据能支持多强的结论？”第二问反方：“如果我的判断可能是错的，最强的反对理由是什么？请不要迁就我的立场。”第三问责任：“在这些理由仍然冲突时，哪些选择必须由我自己决定并承担后果？”

　　这三问对应三种能力：核查事实、保持理由开放、收回判断责任。它们并不是让青年“少用AI”，而是让AI真正成为思考工具。

　　高校也可以把“反谄媚训练”纳入AI素养教育。论文写作课上，可以让AI分别支持和反驳同一观点，再由学生核查证据、比较理由；就业指导中，可以让AI同时扮演“支持者”和“挑刺者”，帮助毕业生识别简历和职业选择中的盲区；创新创业课程中，也可以要求AI主动寻找方案的失败条件，而不是只生成一份漂亮的可行性分析。与其只训练青年怎样让AI“更听话”，不如同时训练青年怎样让AI“敢反驳”。

　　从AI求职“搭子”到能够自动执行任务的智能体，技术正在更深地进入青年成长。真正值得期待的人机关系，不是AI永远让人感觉“被理解”“被肯定”，而是它帮助我们更充分地面对事实、异议和不确定性。

　　AI可以提供理由，却不能替人承担判断。越是一个答案触手可及的时代，越需要保留追问、怀疑、权衡和承诺的能力。让AI成为打开理由空间的工具，而不是封闭理由空间的回声壁；让“先问问AI”之后，还有一句“我再想想”，或许正是数智时代青年最需要守住的判断主动权。

　　(作者孔玺铭系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许楠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