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也正在由单个品种的突破，向整个创新体系的效率延伸。

　　2024年，山东种业企业共有1089家；截至2025年9月，拥有国家农作物种业阵型企业8家、育繁推一体化企业18家。济麦22、济麦44、登海605等品种在全国占据重要市场份额。

　　但企业多、品种多，不等于体系竞争力强。山东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在增强，部分作物育种能力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但育种规模化、组织化程度仍然偏低，商业化育种体系尚不健全。种质资源和育种技术在科研机构，专业人才在高校，优势品种和市场渠道在企业——优势分散在各环节，如何把它们衔接起来？

　　其中一道关键关口，是共享与保护。

　　2022年，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遗传资源及其数字序列信息的公平惠益分享纳入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目标。

　　在国内，2024年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提出，强化种质资源共享体系建设，推进生物资源安全共享、有序开发，建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制度。

　　种质资源的价值，在于不断被研究、被利用，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但育种创新需要长期投入。如果成果无法得到有效保护，企业持续研发的动力就会受到影响；资源获取渠道不畅、技术合作成本过高，也会增加后续育种创新的难度。

　　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施行，扩大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进一步完善创新成果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