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懿

　　长沙一所医学院的新生，在解剖实验课后对着大体老师的头骨标本摆拍，发在朋友圈，学校随后通报批评并给予校纪处分。事情不大，处理也不重，但它刺中的东西比一条朋友圈要深。

　　解剖课上的大体老师，是遗体捐献者留给医学最后的礼物。医学生面对他们，首先要学的不是怎么下刀，而是怎么低头。敬畏不是一门可以考试通过的课，它是在每一次面对标本时被反复确认的东西。一个新生在课后把从头骨旁边拿起来拍照发圈，说明他在那一刻，眼里看到的不是一位捐献者，而是一个可以制造反差的道具。白大褂、头骨、朋友圈，这个组合在他看来大概有一种“医学生日常”的酷感。酷感盖过了别的东西。

　　学校给了处分，取消评优资格，这是规则层面的回应。但真正需要被问的是，在进入解剖室之前，有没有人认真地告诉过这些十八九岁的孩子，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敬畏不是靠处分长出来的，处分只能让人知道什么不能做，不能让人理解为什么不能做。如果一门课只教解剖结构，不教这具身体曾经属于一个做出捐献决定的人，那学生把标本当道具，几乎是迟早的事。

　　这件事之所以在网上激起不小的反感，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一条很多人心里默认的线。对逝者的尊重，对奉献的尊重，对医学教育里那点不言自明的庄严感的尊重。这条线平时不怎么被提起，但一旦被踩到，反应会很直接。一个医学生可以成绩不好，可以操作不熟练，这些都可以学。但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大体老师当老师，那后面要补的就不只是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