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指出，除了技术精髓和文化内涵，“传承人”也是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载体。

　　他认为，前述非遗传承人及徒弟采用价格高昂的预付式收费方式，有潜在风险，会扰乱传统医药市场秩序，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他们的不良风气和行为，也可能会让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负面印象，损害非遗声誉，降低其权威性和公信力，甚至阻碍真正有价值的传统医药技艺的传承，影响传统医药的可持续发展。

　　“希望这仅仅只是个例。”他建议，可以设立“传统医药”非遗保护机构，负责对传承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指导。建立传承人认定、保护和监督制度，确保优秀的传承人得到应有的认可和支持。

　　刘鑫提出，目前《非遗法》中有关“法律责任的认定”，主要是针对行政管理人员，缺乏针对非遗项目申报人的责任追究，处罚力度有限，导致违法成本低，缺乏法律威慑力。

　　他以2022年巴彦淖尔市级非遗项目“周氏揉筋复骨术”因造假被撤销的情况为例分析指出，仅仅撤销资格而不予以严厉处罚，有可能导致急功近利、敛财、弄虚作假情况的泛滥，甚至被人用以作为非法牟利的工具。而这样的负面影响，最终可能会对我国非遗保护工作造成毁灭性打击，被人诟病。

　　他建议，要加强对“传统医药”非遗项目的管理和处罚机制，除了各地的文化部门，各中医药管理部门也应当参与其中。“非遗传承认证，既是荣誉，也是一份责任。”（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