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教授、孔子研究院特聘泰山学者方朝晖发布了新书《何以经世:儒家治道及其现代意义》。“我反对制度决定论,更加注重人的作用和价值,更加注重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方朝晖介绍,本书试图揭示儒家一整套治道思想产生的文化心理根源,特别是它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的深厚土壤。这有助于解开儒家治道的一系列原理在中国文化中产生及长盛不衰的秘密根源。研究方法方面,则是“思想史”的,即解释而不是倡导,理解而不是建构,发现而不是创造。他认为,思想史研究的灵魂是理解和解释,而不是建构或制造。

　　“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文化心理结构层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只有弄清楚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及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才能找到真正的根源。”在书中,方朝晖提出中国文化的三个基本预设,即此世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并认为其已有长达至少三千年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方朝晖表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引进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话语分析中国社会,但出现诸多不适应、不适宜的方面,这是否因为中国社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习性,及以此为基础的整合之道,因而不一定完全适用于西方社会科学的范式。也许,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外,拥有一套‘中国式’的理论预设或概念系统；这套中国式的概念系统的建立,需要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习性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