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链路决策”机制现漏洞。在涉某平台案件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其负责网络运维、设备选型、测试、验证等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供应商提供帮助，收受对方给予的好处费500万元，以市场价格一倍的合同价格，与并不具备产品研发能力的供应商签订无固定期限设备供应合同。

　　受访者说，该案被告人掌握公司专业基础设备的准入决定权和实质选用推荐权，权力集中却缺乏监督制约。

　　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徐进说，互联网企业通常采用扁平化管理、短链路决策的“去中心化”内部权力分配模型，很多案件是部门负责人决策人事任用、挑选合作厂商、决定项目报价等，在关键环节享有实质决定权，上级部门只做形式上的监督和审查，为“小官巨腐”风险埋下隐患。

　　取证难度大、维权成本高，可能存在“犯罪黑数”。调研中记者发现，大量互联网贪腐案件积压时间较长，随着数据更新和信息更迭，大量证据线索难以查找，加大了案件侦破难度。数据显示，127件案件中，大量案件超过3年案发，超过5年案发的案件25件，超过10年案发的案件3件。

　　由于案件整体积压时间较长，取证对行为人口供和配合度依赖较高，但部分案件被告人在事发后已从原公司离职，且多数贪腐犯罪行为是通过匿名举报方式进入监察部门视野，可能存在更多未被发现的犯罪行为。

　　“刑事诉讼程序中需配合司法机关，维权成本大，有的企业在发现内部腐败以后，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徐进说。

　　合力构建反腐保障

　　受访人士建议，探索构建互联网企业腐败治理制度体系，为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