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229 年，38 岁的曹植来到东阿，被封为东阿王。此时的他，已从 “少年不识愁滋味” 的临淄侯，沦为政治漩涡中的失意者。兄长曹丕的猜忌、侄子曹叡的冷遇，让这位 “才高八斗” 的才子在沉郁中寻找精神出口——鱼山，成了他最后的心灵栖息地。

　　在东阿的三年，是曹植文学创作的蜕变期。他常登临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将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家国的赤诚，熔铸进诗赋之中。《白马篇》里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的豪言，早已超越个人境遇，成为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洛神赋》中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的惊艳，让洛水女神的形象在文学长河里永不褪色。即便是那首被迫作出的《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的诘问，也早已跳出权力斗争的局限，成为对人性本真的永恒叩问。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称曹植为 “绣虎”——“绣” 言其词华隽美，“虎” 喻其才气雄杰。这份才华，让他在东阿百姓心中留下了温暖的印记。民间传说，鱼山洗砚池的泉水能 “妙笔生花”，羊茂台的青石曾见证他挥毫泼墨。1985 年，山上 190 余户居民为保护文化遗迹整体搬迁，这份守护，恰是对 “东阿王” 最好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