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列举的寻衅滋事行为有以下三项：结伙斗殴的；追逐、拦截他人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除这三项外，还以“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作为兜底。

　　什么是“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具体规定。有观点认为，裁量权过大，导致寻衅滋事在行政处罚上容易成为“口袋罚”。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将兜底项缩限为“其他无故侵扰他人、扰乱社会秩序的寻衅滋事行为”。赵宏认为，因该表述还是不够明确，所以限制作用恐怕还是比较有限。

　　此外，寻衅滋事这一行政处罚被滥用的原因是，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面，救济措施不足。赵宏说，按照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作出行政拘留决定后，当事人有权申请暂缓执行，然后通过复议、诉讼等途径维权。但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当事人并不知道有这项权利，邓建国当时就未被告知有这一权利。

　　“如果当事人在拘留结束后再维权，即便最终认定当初拘留决定违法，也很难抚平其被拘留造成的心理创伤。”赵宏说。

　　在赵宏看来，近年来，我国治安案件大约为每年800万件，行政拘留的人数并无官方通报，但业内估算大约为400万人。在如此庞大的数量背景下，需对以寻衅滋事为由的行政拘留进行规范。

　　毛立新也强调，首先要在立法上，对表述模糊的兜底条款予以具体化描述，规定当事人如果没有妨害行政管理秩序，就不应被认定为寻衅滋事；其次，还应对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规范，完善和强化相关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