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本人的影响亦很大。即使现在从事媒体行业，仍觉黄旭华院士是我采访过份量最重的人物，或许没有之一。很幸运，2019年，在上海交大校友会的组织下，还是学生的我参与制作《我们这一代人——与祖国共同成长的70年》专题片，采访拍摄1949届交大校友黄旭华院士、孙钧院士、汪耕院士，他们分别深耕核潜艇制造、国家重大工程、发电机研制等领域。非常遗憾的是，随着黄旭华院士的过世，三位“国之重器”皆已逝世。

2019年3月，湖北武汉，上海交大师生团队正在采访黄旭华。

　　采访黄旭华院士是2019年3月底的事，在湖北武汉，时值春日。在他的办公室，我见到一幅字，写“中国核潜艇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那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办公室，核潜艇模型用清透的玻璃罩储藏，报纸期刊和回形针等文具摆满桌面。

　　桌后便是黄旭华院士。那时黄老已逾九十岁，满头白发，耳朵有一点点不灵，但精神很好，穿着一件咖色夹克，白衬衫领尖考究地从红色棉衫里翻出来。上海交大校友会给他送校友纪念册，他当场认真地拆去塑封、细细阅读。

　　那样伟岸的人物，我现在再想，脑子里竟都是一副老人家笑眯眯、和蔼可亲的样子。

　　媒体从业者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大咖”因为接受采访很多，会有意无意地形成套路化的回答，这是难免的，某种程度上也很考验采访者的技巧。如此，到2019年，按理说黄老已经接受过无数采访，但面对当时我这样的“菜鸟”访问者，他仍然认真且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