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交大造船系求学时读英文原版教材，他作出挠头的样子，笑说开始的时候“啊呀头都大了”；大学七点的早课，他摇摇手说有时“起不来的”，因为他一边读书，一边搞学生工作到凌晨一两点；说到保密工作时期见不到家人，他神色黯下去；说到大学参加进步学生社团“山茶社”的经历，他声音又大一点，张口就唱上一段《山那边哟好地方》：“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假如你要吃饭得做工，没人给你当牛羊”。

　　我们采访到的故事，虽然不是什么独家，但我仍认为它们是有力量的。

　　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随着战争的爆发，他历经千难万险去内地读书，此后离家“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说早期研制核潜艇时，我们国家人才、知识、专家指导、参考资料都很欠缺，要带着“放大镜、显微镜、照妖镜”去研究国外的资料，留着心辨别真假；他说那时没有计算机，海量复杂的计算，是大家伙一点点用算盘和计算尺算出来的，这样精密设备的计算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为不知道准不准，一个数字得安排多组人一起算，得出一致的数字才算完；自力更生造出的核潜艇投入试验了，到底行不行呢？大家都忐忑，他作为总工程师决定带头深潜下去，是有信心的表现，但也是不计生死的表现——我常想，第一代核潜艇的总工程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不能为人知的角落，要开荒，要扛责任，要布大局，到了危险关头，又要第一个站出来，这样赫赫而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