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遗址严谨的空间规划体现了凌家滩先民对聚落功能分区的超前认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凌家滩考古发掘第二任领队吴卫红全程参与博物馆的建设。在他看来，作为中华文明形成初期阶段的代表，凌家滩文化呈现出“既有复杂性、高端性，又有创新性、独特性，但同时又未完全形成严格的体系化、规范化”的特点。

　　独立展柜中，一件裂痕分明的玉双虎首璜格外引人注目。右侧虎首于80年代征集，左侧残件则于2016年出土。两件玉器时隔约30年“重逢”，拼合时被刻意保留一道细小的缝隙，恰似一道 “时光裂痕”。考古学家俞伟超曾提出，这类双虎首璜或为“合符”信物，印证着古国时代的盟约制度。

　　  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展出的玉龙。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摄

　　“凌家滩文化中晚期，创社会复杂化之始、创复杂礼仪之要、创玉器工艺之先。”吴卫红这样评价凌家滩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中的价值。

　　“玉耀长河”展厅内，一件件玉器从历史深处走来。尚玉崇礼无疑是凌家滩文化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对长江下游用玉礼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遗址自1985年发现以来，出土大批重要玉器，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

　　  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展出的玉鹰。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摄